路易九世在位期间通过对“神圣之王”、“战争之王”和“教化之王”这三种君主角色的出色扮演为法国日后的发展施加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为法国君主制的强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影响直观地反映在路易九世的各项遗产中，这些遗产为法国王权的神圣性、国王在司法领域最终占据主导地位、法国官僚体系的建设以及建立以君主崇拜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宗教遗产

作为一名优秀的中世纪君主，路易九世始终尽心尽力地侍奉着上帝。尽管这种行为更多地出于宗教方面的虔诚而非目的，但路易的行为却赢得了教士阶层和第三等级的支持，国王的统治基础得以扩大。

在宗教战争领域，虽然路易没能收回什么实质性的军事成果，甚至还使得国内的经济状况有所波动，但却大幅提高了他的威望，路易也在十字军东征之后被众多教会人士与大卫、所罗门、约书亚等以色列贤王相提并论。可以说正是其在宗教战争领域对“战争之王”的成功扮演使得法国国王的神性被进一步加强。他为十字军东征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对上帝之道的顺从以及为迎接末日审判而付出的努力，正是因为他在战争中竭力为上帝服务的行为使得其在死后被教廷封为圣徒。

一如布永的戈弗雷在攻占耶路撒冷后被称为“摩西”与“以色列的精神领袖”，路易九世也被人们视为“法国的约书亚”，以此来表彰其作为“战争之王”时如约书亚一样“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的行为。此外，还有更多的人更认为路易九世于突尼斯病故属于殉道，因此他还应被授予殉道者，茹安维尔就对教廷没有将路易视为殉道者而感到不满。在为路易九世封圣的过程中，教宗卜尼法斯八世封路易九世为圣徒并宣布历代法王均为最忠于上帝的笃信王，其权力直接来源于上帝，神圣不可侵犯。在路易九世被封圣后，他的个人传记也被以圣徒传记的形式被书写，他也更多的以圣徒的形象出现在民间传说之中，为人们展示神迹。例如在15世纪流传的几则民间传说中便记载有盲人向路易九世的坟墓祈祷从而复明，人们向路易九世祈祷使得因意外致死的孩童复活的故事。

成为圣徒是路易九世为他的继任者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宗教遗产，在这一遗产之下，法国王权的神圣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路易九世死于十字军征途中的事迹也被解读为为“祖国”而死，这种解读在“祖国”一词的概念从“圣地”变为“法兰西”后，也为后世法王建立以国王为凝聚核心的“王权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以此使国民效忠国王，效忠国家。在此后腓力四世与弗莱芒人作战时，类似的爱国主义宣传就被腓力用来动员他的臣民。在路易九世被封为圣徒后，此后的法国国王也一直以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而自居，法国国王在欧洲君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也使得法国王权更具排他性，这也为后世法国向绝对君主制与民族国家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除此之外，路易九世还十分重视打击异端。他对于异端的看法与当时教会对异端的态度是一致的，认为异端是天主教信仰最大的敌人，因为他认为异端曾是上帝的信徒，但他们却背叛了上帝，这些叛徒的辩才也在大多数天主教平信徒之上，因此他们是王国最大的威胁。但是，与那些激进的信徒不同，路易九世并没有对异端分子进行，而是选择了在当时看起来较为仁慈的措施：他致力于劝说这些异端回归正统信仰，对于那些顽固派也仅仅是进行驱逐。

正如他了二度反叛的图卢兹伯爵后并没有像他的母亲那样对反叛者施以严厉的惩罚，而是宽恕了图卢兹伯爵并与之联姻。他对待异端的仁慈态度既保护了天主教信仰在法兰西王国内的权威，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持了宗教和平，为王国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

路易九世为法国留下了“国王所愿即为法”的原则以及官僚制度这两项重要的遗产。在路易九世的统治下，王权逐渐在与贵族的权力斗争中夺得了主动权，在教会法学家的宣传之下，罗马法中的诸多原则得到复兴，其中“国王所愿即为法”便是最为重要的一项，这一原则的重提使得国王成为了“法律之父”和“活的法律”。

正如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中提出的“能使君王高兴的也具有法律效力”，路易九世对公正的追求使得他不断尝试削弱贵族们在地方司法方面的特权，尽管这些尝试依然受到来自贵族们的反抗和“中世纪好君主”理论的制约，此时的法王还不足以如波旁君主们一般左右国家立法与司法审判，但作为神圣君主而代上帝治理人间的法王已经被视为“正义之父”，“国王所愿即为法”的原则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个共识。尽管此时它还是一个口头上的共识，但却为后世的法王扩张自己在司法领域的权力，压制贵族的特权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在腓力四世时期，国王积极介入佛兰德尔地区的法律纠纷，借布鲁日市民与佛兰德尔伯爵就司法问题所产生的分歧而打压佛兰德尔伯爵，扩大王权在城市中的影响力，一时间实现了布鲁日从佛兰德尔伯爵领向法兰西王国的法律整合。